“随着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大对青藏高原生态保护与建设的力度，青藏高原局部地区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目前是世界上环境质量最好的地区之一。”

　　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考，已完成了在那曲地区的“江湖源”考察，围绕阿里地区展开的“河湖源”考察正在进行中。考察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守护好“最后一方净土”提供科技支撑。

　　科考直击“第三极”生态现状 

　　从西藏那曲地区安多县县城向北驶上109国道，连绵的雪山展开在公路前方，那是横亘在青藏高原中部的唐古拉山脉，长江源头各拉丹东冰川便隐藏其中。冰川附近的区域，是“江湖源”考察的重点之一。 

　　在距冰川发育地不远的安多县岗尼乡附近，中科院副研究员李欣海一行正操纵着无人机航拍，散布在公路两侧广大区域内的野生动物尽收眼底。此次他们主要负责调查这一地区的关键有蹄类动物即藏羚羊、藏原羚和藏野驴的数量与分布。

　　6月下旬以来，在西藏第一大湖色林错畔，在有“亚洲水塔”之称的西藏阿里，活跃着许多如李欣海一样的生物与生态专家，他们是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考的一线科研人员。

　　本次科考，距第一次青藏高原综合科考启动已有40年，高原生态环境已发生了诸多变化。河湖源生物与生态变化考察队队长、中科院研究员杨永平表示，此次考察，首先需要系统阐明考察区域在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双重压力下，植被和生物多样性的变化，特别是草地和湿地等植被类型的变化，以及植物、大型哺乳动物、鸟类和鱼类的种类、数量、栖息地的变化，以此为基础对青藏高原生态系统现状做出评估。 

　　在科考现场，专家们追寻重点保护动物的踪迹，收集关于植被种类和数量的一手资料。除了出动无人机，更多时候还是会依靠肉眼和望远镜发现雪原上的动物群落。 

 6月23日，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欣海（中）在使用无人机查看考察区域内的动物种群分布情况

　　“11点钟方向，发现藏野驴。”李欣海示意司机停车，摇下车窗，双眼紧盯公路旁草原中的驴群，沉默片刻，报出一个数字——“72”。随即他在平板电脑中一个统计软件的地图上标出了发现藏野驴的位置，并记录下数量。

　　野外调查多年，专家们的眼睛几乎都已“进化”成了读取动物数量的扫描器，迅速又准确。色林错边，中科院研究员杨晓君正手持望远镜，观测着湖边的候鸟。他说，色林错区域已认定有90余种鸟类。这次观测聚焦于历年来的鸟类变化情况，并有针对性地观测一批重点鸟类，为今后色林错区域开展生态观鸟游提供科学支撑。 

　　据李欣海介绍，野外观察到的各物种数量只是基础数据，“我们会把发现动物的地点和数量记录下来，再运用物种分布模型进行计算，才能知晓各区域不同动物的大致规模。”

　　野外考察结束后，专家们将绘制区域内的植被图和动物重点栖息地分布图。李欣海主要负责色林错和各拉丹东冰川区的考察。他说，分布图是为了给正在筹划的色林错国家公园建设提供参考，“我们需要知道，动物的大致活动路线和范围是什么。如果以后国家公园需要规划游览路线，可以有效避让一些野生动物集中活动的区域。”

　　仍在阿里进行的河湖源考察也有服务于国家公园建设的初衷。考察结束后，相关综合科学考察报告和羌塘高原水资源、生态环境保护和发展科学评估报告将会陆续出炉，为第三极国家公园，即阿里/扎达国家公园的设计方案提供基础数据。

　　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考总领队、中科院研究员徐柏青表示，与自然保护区单纯强调保护功能不同，“国家公园在保证区域自然生态系统完整性的同时，也要实现科研、教育和休闲的功能。其核心是保护与利用双重目标的统一。”

　　高原局部地区生态环境改善 

　　保护区、国家公园，无论采用怎样的形式，核心都是为了更好地保护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高原生态原始、独特而脆弱，一旦遭到破坏，就很难恢复。

　　科考一线传来的好消息是，在色林错西岸，无人机拍到了数量超过500只的藏羚羊大群。李欣海说：“根据初步观察，从色林错到各拉丹东地区，物种分布密度均呈中上水平。”

　　“这次阿里科考中，在公路以及湖泊周围随处可见藏羚羊、藏野驴、藏原羚等野生动物。”主要关注青藏铁路、公路对沿线野生动物影响的中科院副研究员连新明说，“我们在玛旁雍错湖边发现一大群藏野驴，前后蔓延几百米，大概有190多只，这是非常少见的。”

　　中科院咨询报告和生态安全屏障建设项目评估结果显示：近20年来，青藏高原野生动植物种群得到恢复性增长，珍稀野生动物种群增加显著，藏羚羊种群数已有15万只左右，黑颈鹤数量为7000只左右，野牦牛数量增加到1万头左右…… 

　　如今，西藏已建成自然保护区61处，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0处，面积达37万平方公里。保护区内群众的环保意识也在不断增强，人类的生产生活对动物们干预较少。

　　安多县岗尼乡设有3个野生动物保护站，野保员每周巡逻两次。如果遇到受伤的动物或者偷猎者，要上报给乡政府或县林业部门。

　　“不过，我们从来没有接到过偷猎举报。”副乡长索朗扎西说。

　　从109国道通往乡政府所在地的道路正在进行改造。一个施工点的负责人阿支正清告诉科考队员：“每天都能在工地附近看到很多动物。它们有时会从施工车旁经过，我们从不打扰，也教育新来的工人不要伤害它们。”村民土琼说：“这几年感觉身边的野生动物越来越多，它们都不怎么怕我们。”

这是羌塘自然保护区安多县境内的藏羚羊（6月23日摄）

　　对于环境的改变，土琼还有一个直观的感受：“今年雨水多，有的路都被冲坏了。”

　　受全球变暖影响，过去半个世纪里，西藏地表平均气温平均每10年升高0.31℃，高于全球平均水平。高原的整体暖湿化，一方面使冰川退化和冻土面积缩小，灾害风险进一步增加，但另一方面也使植被增多，空气湿润，生态系统总体趋好。

　　夏季有更多的雨水、更适宜的草场和作物生长的温度，也是农牧民们乐见其成的事。

　　这在阿里地区表现得尤为显著。过去，阿里地区植被稀少，风沙肆虐，“风沙一起尘飞扬，四顾茫茫不见家。”

　　与十多年前相比，阿里地区现在的降雨量多了不少。杨永平说，特别是今年，比往年更加丰富。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沿国道219采访期间，河流、湿地周边绿意盎然，辽阔的草原上，紫花针茅、嵩草、苔草等随风摇曳，生机勃勃。

　　“随着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大对青藏高原生态保护与建设的力度，青藏高原局部地区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目前是世界上环境质量最好的地区之一。”西藏自治区环保厅副厅长张天华说。

　　科考要为生态保护支招 

　　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多次强调：“要把环境建设作为发展中的底线、生命线和高压线，保护好雪域高原的一草一木、山山水水，保护好‘世界上最后一方净土’，构建起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目前，西藏禁止开发和限制开发区域面积超过80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区国土面积的70%，约占全国国家禁止开发和限制开发区域面积的20%。

　　然而近年来，由气候变化所引发的一系列环境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在长时段中对“第三极”的影响，仍然有待专家用一线科考获取的数据和后续的系列研究进行评估。这些工作也将关系到未来究竟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持续保护好“第三极”生态。

　　在今年的科考中，湖泊研究人员在几个有代表性的湖泊中采集沉积物岩芯，以便开展百年及万年尺度古环境变化研究。“这将揭示研究区域近百年来气候变化的特征、规律及其控制因素，有助于预测未来的气候变化。”中科院副研究员王君波说。他以负责人的身份，参与了江湖源与河湖源两次考察中湖泊考察的工作。

　　而作为雅鲁藏布江、狮泉河、塔里木河等河流的发源地，“亚洲水塔”中冰川的最新变化也需要得到科学的应对。2016年7月和9月，阿里阿汝地区先后发生两次冰崩事件。冰崩在过去是否发生过？如果是，发生时的气候环境条件是什么？这些问题，有待参与河湖源考察的冰川研究者们做出科学的解答。

　　在近半月的艰苦努力下，“河湖源”冰川与环境变化考察队成功钻取了阿汝冰川冰芯和阿汝错湖芯。

　　“我们在阿汝冰川海拔6150米处，钻取了一根55米长的透底冰芯；同时在给这个冰川补给的阿汝错，钻取了两根湖芯，长度分别为9.2米和8.2米。通过对冰芯和湖芯的研究，可以看出这一地区过去几百年的气候环境变化，为冰崩现象的研究提供新线索。”“河湖源”冰川与环境变化考察队队长、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邬光剑说。

　　而在不断变化的自然环境条件下，人类活动在什么限度内，才能既保证人的合理需求，又能与野生动植物和谐共生，维持高原生态可持续发展？ 

　　这是一个至今没有最终定论的问题。李欣海在考察中发现，色林错周围正在设立一圈围栏，建设者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湖泊周边不受人类和家畜的侵扰，但这也带来了新的问题：野生动物的活动，是否也因此受到影响？

　　同样出于保护生态的初衷，农牧民与专家有时会对同一项举措评价不一。除了色林错，羌塘草原的一些牧场周围也竖起了围栏。岗尼乡的牧民说，围起来的都是冬季牧场，这是为了给牲畜留足口粮，防止家养的牛羊在冬天跑到草原上，与野生动物抢食。

　　对此，李欣海持保留态度：“为保护草场和色林错湖泊而设立的围栏，可能会阻断藏羚羊、藏原羚和藏野驴的奔跑线路。毕竟，游荡和迁徙是它们的生活方式。”

　　这些问题，仍需要通过科学研究给出答案。正如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所长姚檀栋所说：“青藏高原科考工作，必须为青藏高原的战略定位提供有效的科技服务与支撑，为确保西藏生态环境良好做出贡献。”